张思平说他还在适应退休的日子

研究生毕业后,27岁的张思平进入湖北省社科院,当时仅是经济研究所一名研究人员,5年后就升为副院长。那时的他,出版了《流域经济学》、《长江经济研究》等专著,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担任副院长期间,张思平还分管当年在青年的思想界、理论界很有影响力的杂志—《青年论坛》。

2010年9月6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上发表了“勇于变革”的谈话。八个月后,深圳召开改革工作会议,张思平被市委书记王荣“点将”,分管全市改革日常工作。

第一阶段改革进行得较为顺利,到2007年8月,深圳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正式结束。8月13日,七项由改革办主导设计的事业单位“深水”改革方案一次性公布,这次的改革立马掀起轩然大波。按照改革方案,深圳将取消现有事业单位行政级别,推行职员制,公共财政供给不再按人头定费,而是以事定费。更为大胆的是,在现有事业单位中推行法定机构试点,按照董事会的模式进行运作。

这样一个闲不住的人已在深圳注册了一个创新发展研究院,它是一个高层次的民间智库,也是为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创新提供一个建设性、平台性的独立研究机构。“他还是想为改革出力,退下来之后,他服务的对象从深圳变成了全国,我觉得更广了。”陈广说。

地铁二期从2007年开建,必须在四年里建成五条地铁,迎接2011年的大运会。张思平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地方的水管挖断了,那地方的市民投诉施工扰民了……修地铁就像女人生孩子,都知道生下来好,但生的时候太疼,都喊不生了。”轨道办处长蒋群峰说起当年的压力直摇头。

原来,为了能够全面考察国外机场的运作,他呆在航站楼里整天不出来,吃住都在航站楼附近,看完一个航站楼就直接坐飞机去航站楼,平均一天去一个国家,在陪同考察人员都连连喊累时,他却精神抖擞,劲头十足。

“回归”的张思平及改革办,首要工作是草拟年度改革32项计划。由市委常委审议通过后,改革办的主要工作就变为推进这32项改革,当中不乏财政预算公开、公车改革、户籍管理体制等敏感项目。张思平依然充满激情,把大量的时间分配到推动改革上。

1987年9月,中央开始筹建海南省。次年,张思平来到刚刚建省的海南。首任海南省省长梁湘曾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以锐意改革闻名。张思平在海南工作的两年期间,就是辅佐梁湘搞改革。张思平在这片改革热土上,把他的改革理念付诸实践。

据南都一名记者回忆,2007年南都策划报道“深企外迁”系列引起深圳各界关注。当时的深圳的数位高层领导都否认了深企大规模外迁的说法。但张思平在一次会议中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提出问题不能就认为是在唱衰和抹黑,同时坦陈确有企业外迁,深圳拟建九大产业集聚基地留住企业。此后,他带着多家媒体,拖着风湿复发的病腿,一瘸一瘸地到东莞和惠州考察了数个企业,了解企业的需求,也将真实情况展示给了媒体。

第二项是户籍制度改革,此项改革方案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得到落实,我感到非常遗憾。

“他是个工作狂,生活上,他是三不领导,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现在不用上班,一定会有些不习惯。”张思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南都

南都是深受市民欢迎、影响力很大的报纸,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良好的舆论监督作用的报纸,我们应该感谢南都为深圳改革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2010年5月深圳领导班子五年一次大换届,张思平从政府转到党委系统,担任市委常委、统战部长,不再分管改革工作。

张思平最近的一次艰难的大动作则是他在重新执掌改革办后主导的医疗单位“管办分开”、“医药分开”的改革。

2012年2月,为纪念“邓小平发表1992年南方谈话20周年”,南都、奥一网举办“问道改革”论坛,张思平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共同启动论坛。

“我这一生几十年能够始终在改革第一线工作,能够为深圳的改革做点贡献,是我一生的最大荣幸。”11月21日,年满60周岁的深圳市委常委张思平在统战干部大会上作告别发言,说到动情处他眼圈泛红,哽咽了十几秒。

张思平:有几个遗憾。一个就是分配制度改革,是我们这些年来我们群众要求很迫切的改革,但又是涉及面非常广的改革。国务院前年发布要求全国各地实行分配制度改革,也提出了深圳市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这个方案讨论了很多次,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出台。

张思平:所以我每次投票,票数都不高。我想可能是跟我平时的工作得罪人有关,还有就是工作方法有关。

分管交通工作时,面对每天庞大的交通出行群体及媒体负面报道,张思平选择面对而不是逃避。

那时,在历经一系列大动作改革后,深圳改革被外界普遍认为陷入僵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张思平的办公室悬挂的书法作品也由常年的“天道酬勤”四个字变为了曹操的《龟虽寿》。

张思平,原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推手。长期主持深圳改革相关工作,被认为是深圳改革的标志性人物。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之一,曾任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上世纪80年代末海南设省之初,张思平便是重要智囊。2014年11月24日,年满60周岁的张思平宣布裸退。

“我希望能通过媒体的交流沟通了解更多情况,因此媒体对交通反映了很多问题。在我的承受范围内,我几乎没有说不让报道的,我把它当做是我工作的一个手段。”张思平说。

为了考察公交线路、站点接驳等问题,张思平经常微服去挤公交。“我记得当时他就是跟一两位同志抓着一把零钱,先商量好在哪儿碰头,然后分头行动。公交啊,大巴啊,他都坐过很多次,从来没被市民认出来过。”一位知情的工作者回忆。

正是这股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儿,这份重压之下依然坚守的韧劲儿,让张思平在深圳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一个人人期盼改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改革风险的时代。这位深圳的改革先锋在推动了深圳改革近20年后,带着一颗不舍的心告别官场。

2006年7月,在改革办的主导下,深圳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正式启动,改革将事业单位“一分为三”,划分为监督管理类、经营服务类和公共服务类,并使其各归其位,与原有行政管理单位剥离,部分直接转为企业。

在担任深圳市副市长的七年间,张思平分管交通工作。他依旧把改革的风格贯彻到交通工作中。

2003年,加大深圳国企改革开放力度,促进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进程成为张思平的改革目标。同年6月5日,深圳市政府推出指导国企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7”文件,该文件也被视为深圳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这几件大事需要极大的魄力和勇气才能推进。”原改革办改革处处长陈广说。

1990年,36岁的张思平出任深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三年后任体改办主任,成长为一名“学者型”官员。

同样是张思平分管的轨道交通建设,据原轨道办副秘书长赵鹏林回忆,当年并没有一个市领导负责轨道建设,而轨道建设又涉及交通、土地、拆迁、发改委、国资委多个部门,协调起来非常麻烦。为此,张思平主动请缨建设地铁,并立下了军令状。

南都:上世纪80年代强调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强调的是顶层设计,你怎么看改革特点的变化对现在深圳改革的影响?

作为深圳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推手,张思平一直以“改革型”官员形象出现。

让亲历者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大会上,面对一个事业单位局长的当面发难,张思平甩出了狠话:“我不怕大家不选我,选掉就选掉,这项改革一定得推。”“他这是宁可掉帽子也要改革啊!”亲历者如是说。

张思平当过铁道工人、大学教师,并在1978年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谈及当年,张思平认为自身的命运与时代紧连。彼时国家处于拨乱反正、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期。作为改革开放后的全国第一批研究生,张思平学习期间正好是三中全会召开之际。“1978年的改革让我立志要为国家要为社会为民主奉献,加之几十年来形成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所以我身上流淌着改革的基因。”

张思平的决策魄力有目共睹,但在决策之前,他也注重调研考察,力图全面掌握一手资料。同样是张思平分管的航空,据张思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年为了做好深圳机场3号航站楼的建设,张思平一口气去了日本、韩国、英国、西班牙等国考察机场,但对这些国家长什么样却不曾留意。

张思平:几年前就跟市委领导讲,我离岗之后就裸退,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什么我当时还没想法。后来因为改革的情结未了,退下来之后还想为改革出力,做些事,最终想成立一个以创新和改革为主要任务的研究院。

不过,在中央总体设计前提下,如何发挥地方创造性,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国家这么大,如果地方不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创造,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这个建议我在中央有关部门来深调研时专门提过,后来出台的有关文件也强调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发挥地方创造性。

南都:在副厅以上岗位待了差不多30年,正厅岗位也工作了17年,没有再往上发展是否感到失落?

张思平:应当说是没有。因为我1986年做社科院院长到1997年做体改委主任,这11年我都选择了最能发挥我作用的空间。我在湖北,在海南,在深圳,不断地走向改革开放的前沿。

当地铁二期熬过艰难的“阵痛”期,快要开通时,张思平从政府转到党委,不再分管交通。

2007年,南都策划报道了“深企外迁”系列引起深圳各界关注。分管工业的张思平在一次相关会议中说:“提出问题不能就认为是在唱衰和抹黑。”

他的办公室堆满了十多个打包完毕的箱子,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整理,包括他分管交通时建设的高速路网模型,轨道交通网络模型、深圳机场航站楼模型和港口模型,说起工作,他依旧滔滔不绝,语气里既有卸下重担的轻松,又有工作未竟的不舍。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那天的大会上为张思平做了总结:“思平同志为人坦诚正派,敢于担当,干事有激情,理论功底深厚,多年来为深圳改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能够不负时代的要求。”

张思平:对于改革中碰到的利益群体,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有一些人来进行探索和奉献的。我亲身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经历,再加上几十年来形成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因此虽然知道改革很麻烦,也还是觉得应当值得去做。

南都:改革是一个得罪人的活儿。您明知道要得罪人还要接这个活儿,原因是什么?

张思平:十八大之后提出顶层设计,我国改革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我国未来的改革会以国家的顶层设计、具体设立的方案为主体,基层和地方主要是落实、贯彻。

如今,改革先锋已卸任,而他主推的深圳全面深化改革,还将继续向前。

当时的亲历者认为,张思平的道歉除了说明他敢于担当之外,还能看出他做事讲究策略。“他想把大家感同身受的场面当作一次契机,用来推动交通整治,也以道歉方式打开了通道,建立了和媒体的互动。”

还是每天6点半起床,还是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张思平说他还在适应退休的日子。

在这项改革中,公共财政的投入是改革的关键。张思平曾经在一次公开场合批评:“作为公共财政,现在涉及到老百姓用钱时,包括卫生教育方面投入,每掏一分钱都很难;但是一涉及到首长工程、形象工程,财政的钱好像就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无穷无尽。”

2008年4月10日,时任深圳副市长的张思平接受南都、奥一网专访,就“有话问市长”栏目中市民和网友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逐一回应。

2008年6月的一天,张思平赴龙岗某地调研,本想从龙城绕上水官高速,却意外在梅林路段遭遇拥堵3小时。事后,张思平以此为例,痛斥交通拥堵,并向龙岗民众致歉,要求全区大力整治交通问题。

不过,张思平对自己推动改革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早有心理准备。在宣布自己卸任的统战部的大会上,他曾给自己总结道:“我在常委的各种会议上有时候口无遮拦,提一些建议和意见……我也知道,我在干部队伍里我是个有争议的人。有人说我不错,也有人说我不大行……”

张思平:当时事业单位改革压力很大,得罪人很多,但是如果不改,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会越来越多。现在看来这些改革完全符合中央的要求,深圳当年的实践为全国推进此项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直以“改革型”官员形象出现的他,成为深圳国企及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推手。亲历者说他宁可摘乌纱帽也要改革,他自己说身上流淌着改革的基因。面对市民,他愿就交通拥堵道歉;面对媒体,他敢直面负面报道。重压之下依然坚守,令张思平在深圳改革史上增添浓重的一笔。

南都:从事改革多年,有什么改革是还没完成,但特别希望后来者完成的?